《新民报》是中国极具影响力的民营报纸，是研究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可或缺的重要特藏文献。该报女当家邓季惺，一个集美丽、智慧、进取、精干于一身的报界女杰，堪称中国现代报业管理的巾帼奇才①，一生与《新民报》休戚与共。

受新文化启蒙与《新民报》结缘

邓季惺（1907-1995），原名邓友兰，祖籍河南，生于重庆一个世代绅商之家。祖父是蜀地第一家近代工厂的开设者。其父深受同盟会影响，崇尚实业救国，开过矿，办过厂，参加过“保路运动”，担任过银行行长，还做过《蜀报》主笔②。其母亲思想新潮，胸怀大志，曾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创办过重庆市第一所女子学堂③。因此，邓季惺日后成功运营《新民报》并在报界享誉盛名，既得益于家族善理财懂经营的遗传基因，又源于父母对其思想和行动上的影响与潜移默化。

出生于绅商之家的邓季惺，自强、自信、自尊。受家庭影响，邓季惺自小对重男轻女思想不以为然，连“兰”“芝”一类明显代表女性的名字也不喜欢，遂改为季惺④。她向往外面的世界，私塾教育远不能满足其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新社会的憧憬。1921年，14岁的邓季惺由母亲做主入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开始接受新文化教育和革命思想。

走出家庭的邓季惺，正逢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期。此时，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如恽代英、张闻天、萧楚女等，更有被斯诺称为“红色戏剧家”的李伯钊等人，都希望通过教书育人来改造旧社会，对邓季惺内心的影响和思想上的启蒙可谓举足轻重。

1925年，参加完“择师运动”以后的邓季惺，受新思潮影响出川求学，先后在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和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学习。在上海求学期间，她结识了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后来成为《新民报》创始人的吴竹似。两人相互欣赏，钦慕生情，不久，便在父母主持下喜结良缘。

1929年，随丈夫吴竹似移居南京的邓季惺投考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学习。此时在国民党中央社任编辑的吴竹似，因不满备受束缚的官方通讯社，正与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笃信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同事陈铭德、刘正华准备创办《新民报》。9月，影响邓季惺后半生的《新民报》便悄然问世。然而，专心在《新民报》任总编的吴竹似，还要同时应付官方通讯社的公差，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不幸罹患肺结核，于1931年不治而终。邓季惺跌入了暗淡的人生低谷。

加盟《新民报》，开创制度创新

经历着丧夫之痛的邓季惺，还同时备尝着独自抚养幼子的艰辛，但坚强的性格支撑她继续着因结婚生子而中断的高等教育。此时，其丈夫的生前好友、一同创办《新民报》的陈铭德，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关注并关照着她。

1933年1月，两个有情有义且志趣相投之人终成眷属。陈铭德还特意将新房题名为“鹣庐”，邓季惺从好友遗孀成为“鹣庐女主人”。两人不负“鹣”之其名，举案齐眉，比翼双飞，历史也见证了他们的“海枯石烂、永不相忘”。当年秋天，完成学业的邓季惺回到南京，在司法部任科员，致力于妇女运动，并在《新民报》上创办《新妇女》周刊，研究妇女经济和社会问题，为改善社会各界劳动妇女的生活鼓与呼。邓季惺与《新民报》的真正结缘便始于此。

1935年秋天，邓季惺从司法部辞职，在《新民报》社开设南京律师事务所，并在《新民报》社会服务版主持《法律问答》栏目，继续妇女解放事业，同时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组织经验，为日后成功经管《新民报》奠定了基础。

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的炮火中，邓季惺认识到反封建必须与反帝爱国运动相结合。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她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⑤。而此时的《新民报》一直在为抗日救国呐喊，这正好与邓季惺此时的思想和追求相吻合。

1937年6月，邓季惺摘掉律师事务所招牌，正式就任《新民报》副经理。7月1日，南京新民报社股份公司成立，作为常务董事兼经理，担纲《新民报》女大当家，从此与《新民报》休戚与共，血肉相连⑥。就任后她对报社各部门进行全面整顿，建章立制，大胆开拓与创新。

首先，建立财会、人事、广告、发行、印刷等制度，专人负责广告业务；规范现金收支账目，收支分明，任何人不许滥收滥支；发行必须每日报表，现金要尽快回笼；材料采购要由专人负责等。其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定岗定责。记者要考核，编辑要定责，总编要参与编辑发稿、主编版面，编辑部要专设练习生，并兼任勤杂以尽快熟练业务提高水平⑦。第三，经略与军政工商界人士及各种社会关系，寻求投资伙伴，筹集资金，扩大规模。四川军政长官刘湘及其主要幕僚、财政厅长刘航琛，四川最大的民营资本家卢作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重庆华康银行董事长胡子昂，猪鬃大王古耕虞等，都是《新民报》的重要支持者。第四，广纳英才，知人善任，实行“明星制”以提高报社知名度和权威性。报界英才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赵超构、夏衍、吴祖光、冰心等，都担任过报社的主笔、编辑、记者等，文化名人及各党派人物如郭沫若、陈寅恪、徐悲鸿、朱自清、叶圣陶、洪深、章士钊等也都被罗致了来⑧，“兼收并蓄”，扩大规模，合力推动《新民报》走上企业化经营管理之路，直至成为旧中国最大的民间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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