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是中国现代文人画大师。在继承传统文人画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已完成了极具个性风格的独创，创造了富于现代感的文人画新样式。

潘天寿于1897年3月14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海县北乡冠庄村。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早年署阿授、懒道人、三门湾人等别号，晚年多署颐者、雷婆头峰寿者。

祖父潘期照是“国学生”，善耕耘，会置业。父亲潘炳璋25岁举秀才，人称“达品公”。1920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受到过著名教育家经亨颐、李叔同等教师人品学养的多方面熏陶。1923年被上海美专聘请为国画教授，并与诸闻韵共创全国第一个中国画系。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杭州诞生，他被聘为教授，支持中国画教学，又兼教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的国画课。抗战期间，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他仍任国画系主任，1940年任国立艺专校长，1957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1959年复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他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浙江分会主席、苏联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潘天寿对中国画的教育思想、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改革，改变了传统中国画师徒相传的教学方式，倡导了中国画山水、人物、花鸟教学的分科，又主持创办了全国当时唯一的篆刻专业，在教学上循循善诱，尤其重视人格教育。他一生光明磊落、朴实正直、谦虚和蔼、淡泊寡欲，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画教学的奠基人。

艺术学习过程

青少年时期，潘天寿在练习毛笔字的时候非常认真，而且把每天练毛笔字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对毛笔的运用熟练自如，为他日后作画打下基础。儿时的书法基础使他绘画中的笔墨大胆，这个时期他的绘画特点是粗放野逸，无论是花鸟还是山水都是简笔，笔墨不多却十分概括生动。作画时运笔用墨的生动变化恰似一幅书法作品。后来吴昌硕初次见到他的作品，便为之吃惊，称之为“天惊地怪见落笔”，即是对其艺术启蒙时期的充分肯定。

潘天寿用笔苍劲，以侧锋为多，凝重中见力度和刚度，墨色则力求整体而略其变化。色彩以原色为用，呈古雅调子；以汉隶魏楷得基础，广取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之长。善用硬毫侧锋，且结构大小方扁多变，而整篇气脉顺畅。书坛谓之有“整整复斜斜，好如风际鸦”的意境，书中有画，颇具形式美；画中有书，书中有画。由于他的书法功力极其深厚，因此画上的笔墨线条都是笔笔有力。

艺术思想

潘天寿对中国画独立价值的捍卫和坚持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他认为世界的绘画可以分为东西两大统系，中国传统绘画是东方绘画统系的代表。统系与统系间，根本处相反而各有其极则，可互相吸取所长，然不可漫无原则，以徒炫中西折中为新奇。

“文如其人”。在潘天寿身上，文格、艺格与人格统一的特征特别显著。他的绘画美学思想和其艺术创作实践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绘画美学思想是从绘画实践中提炼出的思想精华，而其绘画作品又是美学思想的“感性显现”。

艺术的民族性。潘天寿十分重视艺术的民族性，他对艺术民族性持有发展的观点，就是说民族性要与时代性相统一，民族的艺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他曾在1957年《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中提出：“文艺上形成风格，是脱不了历史传统辗转延续的影响的。例如中国绘画的表现技法上，向来是用线条来表现对象的一切形象的。因为用线条来表现对象，是最概括明豁的一种办法，是合于东方民族的欣赏要求的。因此辗转延续地直到现在，造就了中国传统绘画高度明确概括的线条美。反过来说，没有历史相互延续的积累，也无法完成中国绘画在线条上充分发展的特殊成就。”

继承与变革。潘天寿先生曾说：“借古”是手段，“开今”是目的。“借古开今”，即推陈出新，但“新”必须从“陈”中推出。也就是说“借古”与“开今”应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借古”，要求发扬优秀传统；“开今”要求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艺术。艺术上的变革离不开现实生活。现代的社会、生活环境起了变化，人的思想意识必然起变化，艺术也自然会有变化。所谓新，不仅是新题材、新内容，更重要的是新的感受、新的意想。出新，也就是要有时代性。同时，艺术家必须有自己的个性、风格、特点。

造化与心源。对于艺术中的主客观关系问题。潘天寿持辩证观点。他在《论画残稿》中说：“画为心物熔冶之结晶。”另外在其著名画论《听天阁画谈随笔》中提道：画中之形色，孕育于自然之形色；然画中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也。画中之理法，孕育于自然之理法；然自然之理法，又非画中之理法也。因画为心源之文，又有别于自然之文。故张文通云：“外事造化，中得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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