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的诞生已有百年之久，它曲折的发生、发展与经典化过程不仅关乎文学内部规律的流变以及新诗创作者的探索与突破，同时还紧密地联系到复杂的历史背景、时代风气、传播媒介以及读者接受等问题。1917—1949是中国现代新诗持续高产的关键时期，中国现代新诗在反叛传统、借鉴西方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生产和创新，又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不断被传播、被接受，最后在时间的淘洗下沉淀出若干新诗“经典”。新诗“经典”关乎着一个时代乃至几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与人文品格的升降，对此不可不审慎对待。近年来讨论极热的“重写文学史”“经典泛化”乃至“主体性焦虑”等话题无不与经典问题息息相关，“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命题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不断地重置和再生。因此，我们不禁发问：这些新诗“经典”何以成为经典？它们是在何种因素的共同蓄力下被塑造和被推出？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淘洗与审美标准震荡所带来的价值升降？正是基于这样的重新思索与理论自觉，方长安教授的新著《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便将目光聚焦于现代新诗“经典”，沉潜于中国新诗“黄金发展时期”的历史材料，试图打通新诗文本自身的情感空间、审美特征与读者接受之间的潜在关联，爬梳新诗“经典”被不断接受的历史过程，努力追寻中国现代新诗“经典”流传的踪迹与光晕，从而为中国现代新诗“经典”的塑造、祛魅与反魅构建一个较为客观的阐释空间。

中国现代新诗史研究的新范式

方长安教授的新著开启了新诗史研究新的维度与范式，诚如於可训教授在序言中所说，方长安教授的新诗接受史研究属于综合地研究新诗这一文类的文学接受史的“首创之作”①。回望以往的新诗史研究，我们会发现惯常的新诗史叙述框架主要以诗人诗作的评述为主，或者在诗歌思潮、流派的大框架下对具体的诗人、诗作做出评述。较多关注作家个体、诗歌文本、创作规律以及新诗理论的建构过程，对新诗的传播、接受关注较少。随着20世纪80年代接受美学传入中国，基于“读者接受”视阈的研究逐渐在文学研究领域兴起，中国现代新诗的传播与接受也渐渐被学界所重视。方长安教授多年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贡献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其新著《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其独到的阐释维度、扎实的文献史料以及创新的研究方法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方长安教授的新作可以视为其《新诗传播与构建》②的深化与推进，如果说《新诗传播与建构》重点讨论新诗的传播同新诗诗学概念与审美观念的形成与发生关系的话，其新作则将重点放置于读者接受，考察新诗到达读者的方式路径，新诗如何对读者群体发生作用，而这种作用又怎样反过来对新诗作品、诗人以及新诗经典化产生影响。作者首先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传播、读者阅读接受与新诗的生成问题；传播与中国现代新诗的现代性发生问题；读者阅读接受与新诗经典化问题。作者认为现代传播场域、传播语境与社会转型共同参与了现代文化、文学的生产，进而搅动了中国诗坛格局的旧有形态，赋予了旧诗坛新的质素，促成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与演变，带来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发生。与此同时，现代传播场域、传播语境中读者阅读与接受又直接影响了现代新诗的内在意韵、情感空间以及审美形式，促成了现代诗学的生成，制约着新诗的流变与经典化汰选。基于传播机制、读者接受在新诗的生成、发展与经典化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强调重新认识和考察新诗接受以及经典化现象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进路。在著作中，作者极其明确地抓住新诗批评、新诗选本、文学史著这三重要素，认为这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特征作用于中国现代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诗人、诗作的遴选与淘汰，同时又彼此关联，合力助推现代新诗的经典化进程。在此认知之下，著者遴选了诸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冯至等一系列具有节点性意义的代表诗人，以他们为案例，结合诗人所属流派、时代政治语境和诗学话语，搜集整理不同时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对诗人的诗歌评论，统计分析百年来重要诗歌选本对诗人作品的选录情况，考察评估不同时期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对诗人诗作的汰选与品评，共同勾勒出诗人及其代表作的读者接受及其经典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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