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萧红只有短短十余载的创作生涯，她离世也已达七十多个年头，但她的影响力有增无减，频频有专家学者或是萧红生前的亲朋好友为她著书立传。“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出版的不同类型的萧红传记达80余种”[1]，2010年后新出现的就有近十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传记数量能够与萧红持平的恐怕只有鲁迅和张爱玲了。萧红研究的传记写作，以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为初发，这之后的三十年间，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萧红研究一度停滞，“文革”结束后，我国迎来了文学发展的新时期，“萧红热”也悄然兴起。相继有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萧红评传》、肖凤的《萧红传》、季红真的《萧红传》等问世，在这持续不断的萧红研究中各传记作家的关注点都各有侧重。但是到了新世纪，海内外的萧红研究专著能够超越前人的可谓是屈指可数。日本学者平石淑子爬梳史料，力图还原最真实的萧红，她注意到了新世纪以来萧红研究的问题与不足，加强了对其童年生活、婚姻状态、情感经历与疾病困扰等的关注，将她的作品与其人生及时代大背景紧密结合，精当分析，且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客观地陈述萧红的一生。其所著的《萧红传》对现有的研究资料进行丰富与拓展，揭开了许多真实面目，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萧红的认识定式，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一、关注童年生活

一代才女萧红只在人间走了三十一载就英年早逝，如何对她的人生阶段进行划分，哪些阶段应该成为重点描述对象成了传记作家们首先应该面对的问题。纵观迄今为止有关萧红的诸多传记，不难发现大多数传记作家们都着墨于萧红的学生时代及上海文坛时期，对她的童年生活基本没有太多的关注。即使有的偶有涉猎，但内容的详实程度也远远不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她童年生活的解读也有失偏颇。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为多数传记家，特别是古代传记家所忽视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传主的个性开始养成，这时他接触的一些人物、遇到的一些事常常在他心灵中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一些行为也可能预兆着他的命运。”[2]

平石淑子正是注意到了童年生活在考察萧红的人生选择和创作道路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才挣脱了以往为萧红立传的藩篱，花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论述。著者以萧红为圆心，借助《萧红被开除族籍前后》《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等文献资料画圆，整个辐射开来，力图厘清萧红的家族发展史，囊括其童年生活全貌，并通过这独特的研究视角，挖掘出了前人学者们未曾发掘的新观点。

前人们所做的萧红传中，大多展现的是一个多感孤独的幼女形象。人们根据《呼兰河传》中记述“我”小的时候被祖母拿针刺，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语和《祖父死了的时候》中的部分内容，妄自推断出萧红是在充斥着无爱、冷漠的环境中长大的。对此，平石淑子提出了异议，她在《呼兰河传》中找到“我”小的时候和祖父在后花园中嬉闹，在祖父的帽子上插满了鲜花，尔后惹得全家人大笑的情景。对于祖母拿针刺她一事，著者也在张秀琢的记述中找到了真相，“哪能真用针扎她，奶奶看她用手指头捅窗户纸，就在她的对面拿针比画着，她就记住了，多少天不理奶奶。”[3]由此推翻了前人的观点，佐证了萧红并非在无爱的环境中长大：“一个女孩子正在茁壮成长，全家人守护着她，享受着她带来的小小的幸福，家庭氛围和睦温馨。”[4]

萧红为何在后来屡屡选择不适合自己的男性作为伴侣？这与她紧张的父女关系有一定的渊源。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萧红不满封建家庭、父权社会，她极力逃避、反抗着其父为她安排的婚姻，特别是在祖父逝世之后，“造成父权在萧红身上进一步强化，这又增强了萧红反抗家庭的力量。”[5]萧红从祖父与父亲那里对男性的认知产生了极大的偏差，这实际上对她的性格形成和婚恋状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从小受到祖父的百般爱护，这使得她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对男性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另一方面，她接受不了父亲的冷落与“控制”，这也使得她在感情进行不下去的时候选择出走或是分手来抵抗。

平石淑子以一种内向性的视角，真正从萧红的角度出发，颠覆了前人对萧红成长环境的看法，认为萧红的童年生活是温馨幸福的，且联系家人对她的影响，阐释清传主的性格成因，对她的择偶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正是著者大胆质疑的学术作风，才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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