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现代文化史，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组成的“刘氏三杰”，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半农（1891—1934），名寿彭,后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字半农,晚号曲庵；笔名有瓣秾、半、瓣、寒星等，曾用过化名范奴冬女士；堂号有灵霞馆、桐花芝豆堂、双凤凰砖斋、含辉堂、二复堂等。刘半农是中国新文化事业多个领域的开创者和领路人。他早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震惊文坛的进步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位“斗士”和“闯将”，是“五四”先驱者之一。后旅欧留学，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职于北京多所大学，还任《世界日报·副刊》主编、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等。刘半农一生在他涉足的众多领域内都成就斐然:他是小说家、翻译家，是白话诗歌的拓荒者，是现代民歌搜集和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是早期民间文学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具有开拓精神的杂文家，他又是我国语言学及摄影理论奠基人、著名摄影家，是中国现代实验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还是新式标点创制者、中国文物保护专家。刘半农在短促的一生中，著译甚丰，所作新诗多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语言通俗。他创作了《扬鞭集》《瓦釜集》《半农杂文》，还编有《初期白话诗稿》；学术著作有《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另有译著《法国短篇小说集》《茶花女》等。其中《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该奖的语言学家。

刘半农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也堪称是国人的楷模。

1910年6月初，刘半农母亲病危，根据当地习俗，家里要求长子半农结婚冲喜。未婚妻朱惠，小字蕙英，1888年阴历十月初五生，属鼠，比半农大三岁，其父朱子文是江阴县城东帽店的店员。据说，半农十一岁那年有一次陪母亲到兴国塔下面的涌塔庵里去烧香，遇见了朱惠的母亲。朱母相中了半农。朱家想把长女朱惠说给他为妻。刘半农的父亲刘宝珊却不同意，既嫌女方大三岁，又怕属相上鼠兔相克，朱家遂改口把朱惠的妹妹说给半农。这桩婚事就此订了下来。不幸的是，朱家次女暴病身亡。朱家实在不愿放弃这个乘龙快婿，又提出前议，把长女嫁与半农。刘家同情朱家的变故，又感念朱家的执着，结下了这门婚姻。这是一桩典型的旧式婚姻。不过，半农没有遵守订婚男女不得直接接触的古训，忍不住跑到朱家去偷看。那是一个春天，朱惠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见未婚夫不请自来，惊惶失措，红着脸躲进屋里。刘半农匆忙中，只看到未婚妻穿着红绣鞋的小脚。回家后，他让母亲带话给朱家，要朱惠放脚。他的出发点并不是像同时代的许多知识青年那样，视裹脚为封建、落后、丑陋的代名词，而是觉得裹脚太痛苦了。既然女子不裹脚怕嫁不出去，那么，由婆家来提出放脚好了。未婚夫的关怀，让朱惠感动不已。

二十岁的刘半农和二十三岁的朱惠仓促结婚，并没有起到冲喜的作用。6月19日，刘母蒋氏在看到长媳进门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不过，这桩父母之命又兼鼠兔相克的婚姻，却十分的美满幸福。

新婚之初，半农和二弟天华都在常州读书，继而又去上海谋生，家务事全要朱惠操持，年仅七岁的寿慈（北茂）也需要她照料。由于刘宝珊患病不能教书，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朱惠还要从外面承接一些零活回家做，以贴补开支。过重的负担，导致她两次流产。盼孙心切的刘宝珊非常不满，又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胡说，认为朱惠不能生育，便责令儿子把媳妇休了，休不了就娶妾，以传宗接代。刘宝珊还认真地物色了合适的女子，趁儿子1913年夏天从上海回江阴时，说服他迎娶。

在当时，男人三妻四妾是理所当然的，新青年们以婚姻革命为由离婚再娶或者不离婚而在外另结姻缘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刘半农照着父亲的话做，谁都不能说什么，甚至还可以博得“孝”的美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可他却坚决反对父亲的安排，不离婚也不纳妾。为了保护妻子，在岳母的帮助下，刘半农背着父亲，把朱惠接到上海居住，开始了小家庭生活。1916年9月16日，长女小蕙（刘育厚）出世。

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刘半农给予妻子的就是挚爱和负责。无论是穷得吃不上饭，还是日后身居“要津”，始终不离不弃。刘小蕙曾回忆说:

外婆来到上海，在家中共有四人，都要依靠父亲一个人的菲薄薪水和不定期的稿费维持生活,很是困难,然而父亲仍是情绪乐观、精神饱满,对母亲和我从不流露困窘。当母亲告诉我,父亲常要很早地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在冷风里奔跑着追赶叫唤卖烘山芋的人，然后把烫手的热山芋买来塞进棉袍的袖子里带回给我们做早点，而他自己却匆匆地去中华书局上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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