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党的十九大为凝聚这种共识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标：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应具备“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三个特征。这既是对深化财税改革认识的深入和改革实践经验的升华，也为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为推动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原则。应当广泛凝聚形成改革的合力和共识，去引领改革、约束改革、激励改革、监督改革，从而形成全面深化财税改革的磅礴之力。只有这样，才能敢于直面改革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和各种尖锐的矛盾，才能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而推动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更快地向纵深推进，形成权责清晰的改革目标。

(二)科学划定政府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

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原因，政府具有干预市场的固有内在冲动。对于中国这样由计划经济转制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因为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的作用，这种冲动会更为突出。因此，必须清晰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法治原则规范政府、市场各自应有的范围，合理界定政府事权。应当继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改革，加大力度规范政府职能，把应由市场提供的或者能够通过市场主体提供的事项交由市场负责；不应当由政府负责或者介入的领域，政府要坚决地退出，以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轻财政收支压力，顺利推进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

(三)推进事权责任划分的科学化和法治化，并对事权归属进行动态调整

在明确界定政府事权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间事权的划分。从受益范围的角度看，具有全国性受益范围的事权应当由中央独立承担，具有区域性受益范围的事权应该由地方独立承担，具有跨区域受益范围的事权应该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对多层级政府间共同、交叉行使的事权应当共同承担。同时，应当以效率为原则来划分支出责任。效率原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外部性、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及激励相容。应当兼顾外部性的范围大小、信息处理复杂度的高低和激励相容的优劣三个方面来进行支出责任的划分。外部性影响越小、信息复杂程度越高、激励相容越优的支出责任，越应当由基层政府来承担。这种划分原则简单明了，但受公共产品受益范围多样性与政府级次有限性之间矛盾的影响，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很难对各种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对号入座”。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抓大放小、化繁为简、分类整合，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必须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允许各地进行符合自身实际的积极探索。在兼顾上述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各地实际的划分方案，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具体、清晰的规定，以防止相互推诿或是层层转嫁，确保事权与支出责任归属的相对稳定性。确保事权的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事权归属的一成不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事权的归属特别是共同事权的归属也应当动态调整，应当在事权与支出责任归属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研究事权的最优划分。

(四)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关系调整，打通权责清晰政府关系的全过程

《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国办发〔2018〕6号)等改革举措已经为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权责划分建起了框架，迫切需要对省级及以下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清晰划分。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省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差异性很大，省以下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要因地制宜，经济发达地方的事权可以多划给市县财政甚至更低层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省级财政将事权下移要慎重，特别是不能逐级下放，以避免基层财政难以履行支出责任，产生新的矛盾。

(五)完善地方税体系，优化转移支付，增强地方履行支出责任的能力

当前税收制度中，除增值税等共享税以外，地方政府缺乏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的主要税源，这就制约了履行支出责任的能力，特别是“营改增”试点改革全面推开之后，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应当考虑到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差异，在全国范围内承担起“兜底”的保障责任，通过清理、归并专项性转移支付和重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来增强地方履行支出责任的能力，确保改革的平稳有序。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应当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能力，从而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后的各级财政的有效运行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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