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随即发生国共内战，大批大陆居民涌入当时的英殖民地香港，香港地区人口从1945年的60万，一路攀升到1961年的300万，[注]Wong Siu-lun，Emigrant Entreperneurs：Shanghai Industrialist in 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3，23.其中也包括了大批电影人，东西方冷战格局很快造就了香港政治局面的复杂和文化产业的多元，这些南下影人也分成“自由影人”和“进步影人”两大文化阵营。1950年，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外地电影输入暂行办法》，加强管制1949年以前无限制政策下输入的香港电影，1952年新中国政权加强管制香港电影的输入；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只批准在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简称“自由总会”)注册成员所制作的影片才能输入台湾，如此看来，电影公司立场必须先明确，才能有生存管道。[注]当时国语片电影人为了求生存，必须选择立场，投入左派或右派阵营。当时如长城、五十年代、凤凰等被视为左派公司，而新华、泰山、亚洲等则倾向右派。参考罗卡、法兰宾合著：《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增订版)，第151-152页，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当时改编现代文学作品(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文学)、古代经典文学以及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蔚为风气，据梁秉钧、黄淑娴两位学者的统计，香港电影在20世纪中有根据的改编文学作品的，估计超过1700部，当中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编之风最盛，大量电影改编自五四文学、外国名著、香港本土流行小说、粤剧等。[注]参见梁秉钧、黄淑娴编：《香港文学电影片目1913-2000》，香港，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2005。本文所讨论的由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共约63部，涵盖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的改编自现代文学的香港影片(具体作品参见附录一、二)。

一、文学启蒙：香港南下影人的五四情结和文学功力

毋庸置疑，左右派电影都选择五四新文学经典的原因是南下影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尊重。南下影人多成长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熏陶，有着相当高的艺术修养，包括徐訏、徐速、易文(杨彦岐)、林以亮(宋淇)、张爱玲、金庸(查良镛)、秦羽等人。左右派南下影人对五四新文学家及作品保持着景仰之心，李晨风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他1925年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课余酷爱话剧活动，1927年进入岭南大学附属的戏剧学院，攻读戏剧、文学、美术及音乐，同时组织呼唤剧团。1929年考进欧阳予倩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表演系，同时入学的有李化、卢敦、吴回、王铿、李月清等人，选修过洪深的《现代戏剧导论》课程。1931年毕业后，在广州从事话剧运动，并得到欧阳予倩的帮助。1933年南来香港担任教师，自1935年起参与电影工作，直到1952年组成中联，一直是香港电影界的领袖人物。“李晨风擅长将文学作品改编成通俗文艺电影，从中到外，从古到今，从雅到俗，成绩早已得到业内人士的认许，单单是改编自巴金作品的便已有三部——《春》(1953)、《寒夜》(1955)、《人伦》(1959)，是讨论文学与电影此主题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注]黄爱玲编：《李晨风——评论·导演笔记》，第1页，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4。他编剧和执导的电影近百部，其中不少改编自五四文学作品，如《家》《日出》《寒夜》《啼笑因缘》《虹》《金粉世家》等名作，他说：“当时电影界和社会的风气使然而且这样的改编名著小说，对片商也容易交代”。[注]林华全访问：《六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初探——李晨风与〈人海孤鸿〉》第11版，香港，《大拇指》1982年3月1日第151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题材选择倾向与他青年时代所形成的文学观念密不可分，中联和新联在左派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潜意识会倾向选择五四文学作为改编对象。还有一点，1938年李晨风曾参与改编《原野》为电影《世代冤仇》，这是中国大陆与香港电影合作的开始。可以说，李晨风与卢敦、吴回等一代南下影人，“先后南下香港，并成为日后香港粤语片工业的中流砥柱，承袭了一代渗入了‘五四运动’特质的南国传统”。[注]钟宝贤：《南国传统的变更与消长——李晨风和他的时代》，黄爱玲编：《李晨风——评论·导演笔记》，第18页，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4。再加上他最爱用的演员吴楚帆、白燕、芳艳芬、罗艳卿、紫罗莲都是志同道合之人，他们合作的一系列五四经典作品改编的影片可谓是论证香港电影与五四文学经典化的优秀作品关系的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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