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坛上著名女作家，她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父亲是一位封建顽固的老家长。为了能够继续读书，也为了逃避家里给她安排的婚姻，在20岁那年她逃离家乡，孤身一人前往哈尔滨求学，开始了她的流浪生活。离开家后的萧红先后与四个男人有着感情纠葛，生活困苦加之感情不顺，使得写作成为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一生漂泊，命途多舛，年仅31岁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在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萧红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因为她的文字与时代主题关联不大，曾一度被文学史所忽略。而她富有传奇经历的一生，却成为了电影行业青睐和热衷拍摄的素材与话题。

2011年，为纪念萧红诞辰百年，霍建起执导拍摄了传记电影《萧红》，于2013年3月在全国公映；2014年，许鞍华执导拍摄了萧红的传记电影《黄金时代》，在国庆档上映。两部影片均以萧红的生平经历作为素材和表现对象。《萧红》主要以萧红的感情经历为线索，通过第一人物萧红的视角回忆，运用传统叙事手法串联起整部电影，拍摄手法细腻而凄美，讲述了萧红一生的个人感情史。与《萧红》不同，《黄金时代》这部影片更加注重写实，它打破了影片传统的叙事手法，运用多重视角，通过出现在萧红生命中的朋友们对萧红的回忆叙述串联起萧红完整的一生，影片不止讲述了萧红的四段感情经历和她的文学写作，还掺杂了对她所生活的时代的刻画，可以看出许鞍华导演为这部影片在史料积累上下了不少功夫。两部影片风格不同，但都取得了较高的艺术价值，在国内电影节上均摘得多个奖项。

抗争：“自我”与“他者”的对抗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从女性主义出发，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写道：“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波伏娃认为，女性没有“自我主体”，是被男权文化所建构的“他者”，女性所扮演的是男权社会体制下所赋予她们的角色。与大部分在男权体制下“循规蹈矩”、“沉默隐忍”的大部分传统女性不同，萧红是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新型现代女性。在影片中，家中的父亲作为强权制度下的强硬的男性家长，为她制定了她的身份，把她许配给了官僚子弟汪恩甲。而萧红不愿遵循父亲的选择，于是做出了“离家出走”、“异地求学”、“逃婚私奔”等具有自主意识的一系列行为，这是萧红的“自我主体”与其所被构建的“他者”形象的抗争。其实这一切在两部影片里均可看出端倪。影片《萧红》中她在回家为祖父奔丧后被困在家里，继母劝她遵循家里的决定嫁给汪恩甲，萧红双腿盘在炕上用手指头捅窗户上的糊纸；《黄金时代》里，幼年萧红在祖父的陪伴下，趴在窗台上眺望屋外的世界。两部影片中的这两个场景均可以体现出萧红对“自由”的渴望。

萧红所向往的“自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她对自由的向往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她的父亲十分强硬封建，母亲在她8岁时去世，继母对她和弟弟感情一般，她唯一感受到的温暖来自于年迈的祖父，而祖父在她还在上学时就与世长辞，断了她和这个家庭最后的念想。与弟弟懦弱的性格截然相反，萧红继承了父亲的强硬，这更加速了她和这个冷漠家庭的决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新派知识的启蒙，使她走上了“娜拉”式出走的道路。对“自由”的向往让她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不屈从于男权社会下为她构建的“他者”形象，也不在意社会中他人的眼光和标准。她性格执拗、倔强，而且还沾染上了抽烟的恶习，不仅逃婚，还和男人未婚同居，她所做的一切均与“社会镜像”中所要求的女性行为标准相反。在形象塑造上，两部影片里的萧红也都不是按照男性“观赏的对象”来进行塑造的。虽然演员小宋佳和汤唯都是现实中大多数观众心目中的女神，但在影片中并没有刻意表现出两人容貌的美丽。与其他影片中女主角或清秀、或妩媚的美丽形象对比，这两部影片中对萧红形象的处理就是朴素，她没有华丽的服饰，没有精致的妆容，甚至在影片《萧红》中还为少女萧红在脸颊上抹上了“高原红”，而影片中的其他女性形象，有许多比主角要美丽精致得多。与传统温柔、美丽、遵循三从四德的男权社会标准下的女性形象相比，萧红是完全与其相反的反抗“他者”的“自我”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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