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不同于汪曾祺同时期的《受戒》《大淖记事》这种对人性美好的书写，而是立足社会环境的复杂，捕捉人性的阴暗，洞察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小说主要围绕高北溟和他的女儿高雪两个人物展开，讲述了他们想要自由、追求理想而不得的悲剧宿命，同时，塑造了他们恪守清高人格的知识分子形象。高北溟曾拜于名师谈甓渔门下，通过恩师的悉心教导和自己的不懈努力，十六岁便高中秀才，然而时运不济，第二年便遇上科举停考。仕途中断后，他无奈之下只能去读师范，先后进入小学、初中任教，但最终又回到小学，寂寥此生，未能一展宏图。高北溟的女儿高雪也和父亲一样，虽志在四方，却始终没有实现去外地念大学的夙愿，抱着未竟的理想含恨而终。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高北溟还是高雪，他们的命途都充满了悲剧的宿命感。一方面，他们都在追求自由的路途中受到社会环境的羁绊，被改革的教育制度、突如其来的战争囚入现实的牢笼，被迫中断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当他们的自由追求受到暂时的限制后，他们也曾试图另辟蹊径，但又不断地在周围人的注视和言语中被剥夺自由，最后丧失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坠入人生的黑暗深渊。这既流露了作者对庄子哲学的敏锐观感，又吸纳了萨特思想的自由内核，展现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热切关注，充斥着东方与西方对话、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哲学意蕴，富含着汪曾祺对人物的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自由审视。

一、庄子的“鲲鹏”：中国传统自由观的投射

汪曾祺深受道家精神影响，作品中也闪烁着道家思想的神韵。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①，使他较为系统地吸收了庄子乃至道家的思想内容，促进了他对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绝对自由等价值观的思考。此外，汪曾祺还较早地意识到要将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尤其当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时，他坦言：“可能有一点”。因为在昆明教中学时，他便对庄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一度迷恋庄子的文章，案头常置一部《庄子集解》”②。由此可见，庄子的思想较大地影响了汪曾祺的创作，力透他的作品，这在《徙》这篇小说中可见一斑。

在《徙》中，汪曾祺从一开始便将人物对理想的自由追求寄寓在开篇的题记中，汪曾祺直接引用庄子的《逍遥游》，借《逍遥游》中的绝对自由观念奠定了文本书写人物追求自由的主旨基调。随后，汪曾祺在主人公高鹏、字北溟的名字设定中进一步暗示了人物以鲲鹏自比，想要自由驰骋、鹏程万里的宏愿，尤其当高北溟经历了科举停考、恩师离世、屈才教小学五六年级后，他更加坚定了对更高理想的自由追求，在新年时写下“辛夸高岭桂，未徙北溟鹏”③的春联，以此来抒发“远徙”后施展才华的愿望。尽管后来他在世交沈石君的提携下进入初中教书，但好景不长，高北溟很快又因为省长易人、县城改弦更张而再次被调回小学，从而陷入理想破灭的境地。与高北溟的结局相似，他的长女高雪也曾怀抱着志存高远的自由追求，想去理想的大学念书，但因为两次高考失败，第三次则在遇到“七七”事变后理想破灭，被迫留在县城中，万般无奈之下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最终身患疾病，“百药罔效”，在“忧郁症”④中与世长辞，早早地失去了年轻的生命。高北溟和高雪的人生际遇在一次次的自由追求中起伏跌宕，他们不愿安于现状，试图为了自由与理想同现实抗争，但都中道而亡，这既直接揭示了知识分子自由追求理想的悲剧，又暗含着庄子的中国传统自由观在现代语境中的失落与破灭。

二、萨特的“地狱”：法国现代自由观的流溢

《徙》发表于1981 年，当时正值中国的存在主义热潮，包括萨特在内的很多存在主义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出版。但其实早在西南联大时期，汪曾祺便已读到萨特的文章。汪曾祺在1988 年的《晚翠文谈》中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我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影响，读的书很乱，读了不少西方现代派作品……那时萨特的书已经介绍进来了，我也读了一两本关于存在主义的书。虽然似懂非懂，但是思想上是受了影响的。”⑤后来他又在《蒲桥集》中强调:“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 纪德，后来是萨特。”⑥由此可见，汪曾祺较早地接触到了萨特的作品及其思想，这影响了他的创作，成为他作品中存在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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