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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科（司）的设立，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制度性卫生行政的起步，卫生行政上升为国家制度。在国家卫生行政机构设立不久，1910年末东北爆发鼠疫传染病，为卫生行政的全国推广提供了契机。

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的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末，我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这仅是正史所载详实且规模较大的疫情，地方府志记载、以及一些小范围疫病则远不止此数。

中国古代百姓心中常有三大畏惧——战乱、鬼怪和瘟疫。

聪慧的中国古代人民也在千年的对抗史中，摸索出了一条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战疫”之路。

1、上古大疫：

送瘟神

东汉许慎《说文》释“疫”曰：“民皆疾也。”描述的是一种民众普遍生病的状态。我国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时期。

甲骨文

在《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正在占卜，他所问有两件事，其一是这个瘟疫是否会蔓延开去？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可以想见当时的王城里应该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事件，以至于商王都有了被感染的风险。

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早前史家主要将孙刘联军的胜利归结于曹军不熟水性，以及黄盖火攻之计，但随着医学史料的挖掘，这场奠定历史格局的战役，或许与瘟疫大有关联。

电影《赤壁》海报

曹操训练军队，亲自率队水陆并进。孙吴联军火攻奏效，曹操船舰损失惨重，下令撤退。但令人奇怪的是，撤退途中，曹操下令把未烧着的船也一并点燃。

有史料统计，东汉桓帝时期，全国人口5000多万，至三国末年，全国因瘟疫死亡人口以千万计。建安二十二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更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惨局面，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是巡逻军营，照顾士兵时染上瘟疫死的。东汉文学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有五人死在这场瘟疫中。东汉末期百余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之一。

此时，人们面对凶猛的疫情，只能归结于上天的惩罚，巫术与神鬼之说是从天子到民间都认可的官方解释。“瘟神”、“疫鬼”横行于世，当时最“科学”的战疫方式就是信奉除疫的神祇。《周礼》中记载：“方相氏，帅百隶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传说方相氏长得极其丑陋，瘟神见了他都只能落荒而逃。现在于西部地区还在流传的傩戏，也是古时方相氏驱疫病在当代的更迭演变。

而东汉末年的大疫，简单的民间信仰已经救不了被感染的民众，黄巾军的起势正是源于首领张角对瘟疫的救治。但其能以符水治瘟疫的消息，有着浓厚的神话和神秘色彩。讽刺的是，张角最后也因感染瘟疫而病死军中。

电视剧中演绎张角以符水救人

2、抗疫：

中国古代医学的探索

在与瘟疫的对抗中，催生了中医的核心理论。公元154年前后，蛰伏的瘟疫蓄势待发，河南南阳的张家娘子诞下一名男童，取名仲景。父亲张宗汉在朝为官，他本希冀儿子承袭自己的事业，却没想到他对医学情有独钟。10岁时，他开始跟随同郡医生张伯祖学医。数十年后，张仲景医学大成，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其中总结的辩证论治原则，确立了我国中医诊治的灵魂。

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

“伤寒”一词，与我们现在说的伤寒略有不同，其主要症状为发热，并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实则是对各类疫病的指代。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到，仅仅十年时间，张氏家族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七成比例都是患上了瘟疫。《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三承气汤、竹叶石膏汤等，经后世沿用至今。

而后中医传承愈广，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虏黄病（即现代所说的黄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治疗做出了贡献。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文章来源：《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网址: http://www.zgxdywyyzz.cn/zonghexinwen/2020/0804/452.html